我们的行动能否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改变？我将带着这个问题前往COP31

新加坡 – 2023年，我与联合创始人创立了The Interchange，这是一家致力于解决新加坡废物问题的社会企业，当时美玲街（Mei Ling Street）上的大型垃圾箱就位于我们工作室门外。

大多数下午，压缩机会运行，你能听到大型物体被压碎的声音。

对大多数人来说，废物离开视线后，也就不再放在心上。但对我而言，这是每天提醒我们丢弃了多少东西的警示。

这也是我作为新加坡青年代表前往土耳其安塔利亚参加COP31的部分原因。

COP是缔约方大会（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的简称，是联合国（UN）每年举行的气候会议，各国在此聚集，协商世界应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它还汇聚了企业、研究人员和民间社会组织，交流想法并推进气候解决方案。

我不指望这场于11月9日至11月20日举行的全球会议能解决我曾目睹在门外堆积如山的废物。但我希望了解国际舞台上做出的决策如何转化为实际行动，以及像我们这样的小型倡议能否为更大的事业做出贡献。

废物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我们生产、消费和处理材料的方式会影响排放、资源使用，并最终影响我们城市的未来。

在The Interchange，我们从两端入手处理废物：将难以回收的材料升级再造为人们想要的产品，并举办工作坊教人们如何自己动手。

有人问我，既然政治看起来如此艰难，为什么还要去？

我理解这种怀疑。

COP看起来可能只是空谈而无行动。2026年的情况也不轻松，尤其是考虑到战争和关税的地缘政治背景。

各国在气候融资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发展中国家在适应气候变化所需的资金方面继续面临巨大缺口。

但这些分歧正是COP重要的原因。气候变化不会止步于国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单独应对。

这正是新加坡需要在会场拥有发言权的原因。我们地势低洼，面临海平面上升和高温的威胁，我们依赖各国共同努力。

COP为各国就集体气候目标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规则达成一致提供了平台。

它为脆弱国家，包括那些最易受到气候影响的国家，在谈判桌上提供了一席之地。

我在The Interchange度过了三年，在当地产生了影响。

仅在2026年，我们就举办了38场工作坊，约有400名参与者，制作并销售了约180件由废物制成的产品，并避免了约120公斤废物被丢弃。

我不断问自己，我们实际上带来了多大的改变？

当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挑战时，新加坡的一家小型社会企业实际上能取得多大的成就？

我希望COP31能帮助我找到一些答案。

我想了解气候谈判是如何运作的，并向资助者、企业和其他社会企业学习。我想看看其他国家和企业如何处理废物和适应问题，以及我们能从他们那里学到什么。

更重要的是，我想了解我们在新加坡所做的工作如何融入应对气候变化的更广泛全球努力，以及我们在哪里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

COP对我来说是新的。

我担心自己对它了解得不够，尤其是作为一个没有可持续发展方面正式或技术训练的人，因为我希望作为新加坡青年代表团的一员做好这项工作。

同时，我不确定在COP31上关于循环经济的讨论空间有多大。

COP31主席国将零废物列为其优先事项之一，但废物管理并非谈判中的独立正式议程项目。

在The Interchange，我们的工作分为三步：研究、设计和制造。

我们重新思考、重复使用和重新利用大米袋、饮料盒和软塑料等材料，这些材料的回收途径有限，将它们变成日常用品，并让人们参与其中。

我们看到人们用大米袋储存物品和装垃圾。

但如果一个袋子能装10公斤到25公斤的大米，当它还有如此大的潜力时，为什么要把它扔掉？

当我们把它改造成鞋袋时，它在24小时内售罄，近380人排在等候名单上。

网上几乎没有什么关于如何处理聚丙烯（PP）编织大米袋和饮料盒的信息，所以我们自己摸索出来了。

两者都很坚硬，这使得它们难以缝合并制成产品，我们仍在学习中。

我们现在在社交媒体和网站上分享我们的所学，以便其他人可以从中学习，尝试这些材料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新加坡已有支持废物管理和回收的政策，如《零废物总体规划》（Zero Waste Masterplan）和饮料容器回收计划（Beverage Container Return Scheme）。

但我们处理的许多材料，如饮料盒、编织大米袋和软塑料，不在上述饮料容器回收计划的涵盖范围内。

我认为这就是草根倡议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

政策可以创造变革的条件，但企业、社区和个人也在重新思考材料的使用和价值方面发挥作用。

在COP31上，我希望了解其他国家如何将这些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聚集在一起，以及政策、创新和社区行动如何相互加强。

我对气候适应的兴趣也是我渴望前往的原因。在我们位于City Sprouts Henderson的社区农场地块上，我种植作物并饲养鸡。

随着气温升高，作物和鸡都受到影响，我们不得不为场地降温，让它们保持健康。

我们尝试了不同的遮荫方法。有些有效，但许多无效。这次亲身经历让我们体会到，气候变化可能如何影响种植食物这种基本活动。

数据支持了我们的观察。

根据新加坡气象局（Meteorological Service Singapore）的数据，自1984年以来，该国的平均气温每十年上升约0.24摄氏度。新加坡第三次国家气候变化研究（Singapore’s Third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Study）发现，过去40年中，每年约有21天高于35摄氏度。

到2100年，这一数字可能会上升到41至351天，具体取决于排放量。

Kampy是我们的气候适应中心，我们在其中测试哪些作物在新加坡的气候下生长良好，以及为什么我们常吃的某些蔬菜在高温下难以生长。

高温可能改变食物的味道和营养品质。

例如，生菜在高温下过早开花并变苦。这些在社区农场地块上可能看起来是小挑战。但它们指向一个更大的问题：随着气候变暖，我们将如何继续种植食物并保障我们的粮食安全？

高温对每个人的影响并不相同。

户外工人、熟食中心摊主、年长者，以及住所缺乏足够降温设施的家庭，往往最先感受到高温的影响。

在COP31上，我想看看适应问题是如何被讨论和资助的，以及解决方案是否能惠及最易受伤害的人群。

我还希望带回能帮助新加坡社区变得更加具气候韧性的想法，无论是通过城市农业、更好地利用资源还是简单实用的应对气温上升的方法。

新加坡正在制定首份国家适应计划（National Adaptation Plan），这份计划将持续更新，指导全国适应气候变化。

我特别渴望探索废物管理如何为国内努力做出贡献并推进国际气候行动承诺——从建设更具韧性的社区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并帮助新加坡和其他国家成为未来几代人的更可持续城市。

我在COP31的目标很简单：找到我们的位置。

我想向他人学习，建立联系，并带回能加强我们在新加坡所做工作的新想法。

在城市农业和可持续发展社区中，我发现了愿意分享他们所知道的人。这让我逐渐相信，气候韧性需要大家共同构建。

我的团队和我一样投入。如果我回家能更好地理解谈判和政策，我们可以探索The Interchange的新可能性。

我希望回来时不仅带回新知识，还能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工作如何为新加坡的气候努力做出贡献。

我相信气候教育在这里很重要。

只有当人们了解即将发生的事情时，他们才能为更热的未来做好准备，我希望我在COP31上看到和听到的能帮助新加坡其他人更好地理解前方的挑战以及他们在应对这些挑战中可以发挥的作用。

COP31结束时，新闻焦点会转移。被丢弃的废物仍会堆积。植物仍需要遮荫。

但COP31上的对话不应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

它们的真正价值在于会议之后的行动：各国将承诺转化为政策，企业投资解决方案，社区将想法付诸实践。

我可能无法独自改变世界。但如果COP31教会我任何东西，我希望它是我们所采取的小行动如何成为更大事业的一部分。

当我回到新加坡时，仍会有大米袋需要重新利用，作物需要种植，人们需要参与。那就是我将重新开始工作的地方。